姜明典雯雯工地农民工灌浆
我出生于1949年。从小但凡有人问起我的名字，我都会多解释一句：“开国大典的典”。
我是福建泉州的一个代书先生，就像电影里的“狄功”一样，主要工作是帮别人写侨信。以前，泉州很多家庭都有亲人出海谋生，然后他们就成了“海外华侨”。他们定期把家书连同钱款一道寄回，这叫侨批。侨眷们拿着信找到我，我替他们把心里的话落成字，规整成回信，再让它漂过海峡，抵达新加坡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……从我18岁跟着父亲代写侨信，一晃竟59年了。
写信不只是写字，代书也不只是营生，里头要学的东西多着呢。
在做代书先生的头10年，我和父亲一样下乡写信。写过太多骨肉分离的牵肠挂肚雯雯工地农民工灌浆，见过至死不知丈夫早已离世的番客婶，寄出过许多石沉大海的问候。下乡时，我常常一眼就知道眼前的“客户”过得好不好。我问写什么，但其实找我写信的人大多都说不出什么，只不断念叨思念呀、想呀、团圆呀。这些东西，几十年里我写了一遍又一遍。
父亲教我，写信不能太直白。尤其是求汇款的时候，不能开口就要钱。譬如家里要盖房，得先写妻子如何念他，再写孩子读书如何上进，末了才写家里的老屋确实漏雨了。这不是虚情，是大家都知道，华侨在外头，也不容易。
展开剩余63%代侨眷写信还要学外文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海外寄来的侨批，地址常常是英文，间或杂着别国文字。侨眷们捏着信，认不得来处，便来找我。我白日写信，夜间跟着广播里的英语节目，一个词一个词地记。后来能认地址了，能翻译了，再后来能替他们写英文的回信地址。英语之后，又拾了点法语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——华侨去的国度太多，什么样的信都可能落到我桌上。一封信丢了，于寄信人、收信人都是天大的事。我不能让那些等了几个月的人，禁漫最终等来“地址不详，退回”。
写了这么多年信，有团圆也有遗憾。我循着父亲的教导“不乱写”，克制委婉地写。
但有时候也忍不住雯雯工地农民工灌浆。
记得一位番客婶，丈夫去了南洋很多年。她话不多，翻来覆去就是几句“什么时候回来”“跟他说家里都好”。我写了几遍，总觉得不够。最后我多写了一句：“坐令红粉青山，转眼老去，春花秋月等闲度。”我把信念给她听，她红着眼睛说：“阿典，你替我把心中的话说出来了。”写了很多年信，其实我也被打动过很多次，只是大多数时候不说。
侨信不只是寄钱回家这么简单。那些年里，侨汇是许多家庭的重要生活来源。买大米、建房子、娶媳妇都离不开侨汇。
在困难时期，海外寄来的不只是信，还有猪肉、布料、旧衣裳。每逢春节、清明、冬至，海外的华侨除了赡养父母，还会把钱分给亲戚朋友，每人50块，最多的有上千块。村里建校、办喜事，海外的乡亲也会出资。有些老华侨自己在海外节衣缩食，寄回来的钱却够盖一座小学。这样的家国情怀，多么让人动容啊!
改革开放之后，好多华侨回来办厂投资。家乡的姑表兄弟要办事业，海外的亲戚从来都是大力支持，寄钱出力。
现在，同行少了，好多老华侨、老“客户”们也不在了。我还每天出摊——5本字典，3块压书石，1张写字板。这次来北京，是参加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路演。七十多年头一回离开泉州、离开我的小摊。除去来回路程，我只“敢”待一天，虽然也想看看首都，但唯恐“客户”找不到我，因为好多老人不会用手机。
回去，还要守着我的小摊，我愿做那道桥——话从这头递过去，牵挂从那头带回来。多写一封，故土与海外的牵挂就多一分着落。
(作者系侨信代书先生雯雯工地农民工灌浆，本报记者王慧琼采访整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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